“在莫斯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川上胜吉了。”
程义明冷冷地说道：“他一直都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工，代号是‘毒蝎’，长期在中国进行潜伏，并在燕京大学任教。民国15年，也就是1926年，他接到新的任务，借口日本国内有事，离开中国，到莫斯科进行潜伏。
当时我奉工农党之命，到莫斯科进行学习，学的主要内容是情报工作。我接触到的第一件案子，就是川上胜吉。他的行踪，被苏俄的政治保卫总局发现，不过在准备抓捕的时候，消息走漏，川上胜吉连夜潜逃。但苏俄还是缴获了一批他仓皇逃窜来不及销毁的文件。
这其中，就有他在中国是如何潜伏的，如何刺探情报的。这些情报，苏俄方面当然不会和国民政府分享了。所以从始至终，国民政府都认为他是一个亲近中国的日本人。甚至，在九·一八事件中，川上胜吉还来了一封所谓的信，得到了委员长的表扬。
这应该是他在为未来的继续潜伏做准备。1931年，我脱离了工农党，33年，我宣誓效忠党国，原本这个川上胜吉我也早就忘了，可是，偏偏他的所谓儿子川上秀喜出现了。我一听他是川上胜吉的儿子，当时就知道，这是一个潜伏间谍！”
孟绍原听到这里哭笑不得。
这川上秀喜也是倒霉催的。
本来川上胜吉在中国精心伪装了那么多年，深藏不露，连委员长都夸奖过他，眼下他的“儿子”因为同情中国而叛逃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
可而他是，日本人哪里想到，会出现一个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，而且还亲自参与了川上胜吉案子的人？
国民政府、工农党、莫斯科，本来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就因为一个程义明的出现，而彻底让这个计划暴露。
哪怕是孟绍原，也绝对想不到居然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变化。
老天在亡日本人的这个计划。
“在我知道了日本人的计划后，立刻和周伟龙进行了商议。”程义明继续说道：“我们觉得当场逮捕他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，不如将计就计，把他给留下来，利用他给日本人发送错误的情报。周伟龙随即又建议，是否可以借助川上秀喜让人潜伏到日本人那里去？
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荣阳，觉得他很合适进行这个计划。我们判断川上秀喜是陆军部的情报人员，和日本陆军情报系统联系，他们不会来绑架川上秀喜的。所以我们选择了让陈荣阳向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报告，果然，外务省的特务机关一听就如获至宝！”
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
在赤木亲之的指挥下，利用陈荣阳提供的情报，外务省的特务机构顺利的找到了川上秀喜的藏身地点，并且绑架了他。
川上秀喜有口难言，他绝对不能泄露这个绝密计划。
在周伟龙和程一鸣的设想里，将来能够再把川上秀喜“救出来”最好，实在救不出来的话，那么也可以让陈荣阳得到日本人的信任。
而在孟绍原知道了“狗耳”的存在后，他们在向戴笠做了汇报之后，当机立断，决定启用孟绍原来配合他们完成任务。
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孟绍原居然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局。
“我想，这应该是潜伏和反间的较量。”孟绍原淡淡地说道：“我不喜欢有人利用我，可现在是抗战时期，一切的不满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。你们要我救川上秀喜，那我就去救，而且在我想通了其中的关节后，我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任务，日本人也会‘配合’我的。”
能够让日本人那么主动配合的，恐怕也只有一个孟绍原了。
“一切进行的都很完美。”陈荣阳喃喃地说道：“除了那两个死去的兄弟。”
孟绍原和程义明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为了配合这个计划，两名军统的弟兄被日本人打死了。
“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”陈荣阳的声音甚至都有一些颤抖：“日本人枪杀了他们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。我到了日本人那里，晚上一闭眼睛，就会看到这两个兄弟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他们问我，为什么要出卖他们，为什么？”
这种心态不好。
孟绍原敏锐的察觉到了。
如果一个潜伏人员，长期生活在自责中，他很快就会因为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而崩溃的。
而身为一个心理学家，现在要采取的最好方式就是转移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注意力。
要让他觉得，一切的出卖背叛，都是为了任务。
要让他觉得这么做，值得。
“一会，还有让你更加痛苦的事情。”孟绍原心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：“荣阳，在我认为你怯战后，我一直非常心痛，我们在杭州警官学校的时候，是发过誓言的。现在我知道了你的真实目的，我很开心，我没有看错我的同学。
在日本人那里潜伏，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，日本人没有那么轻易的相信你。你将来也许还得出卖更多的同志，可你只要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，所有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你记得，我在上海！”
陈荣阳默默的点了点头。